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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走向中亚市场风险成因分析——“一带一路”战略分析(二)
[字号: ] 2017-02-28  西部办 


一、中亚方面

(一)中亚五国政策法律多变

中亚五国政局变化大、法律执行欠规范、对外经济政策频繁调整的风险。中亚国家法律基本采用“拿来主义”照搬欧美、俄罗斯法律等(如哈国采用法国宪法),但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则常以总统令、内阁规定等文件来调节限制外商和外国投资在其国内的活动。例如哈萨克斯坦2005年修改的《矿产法》规定,企业在准备转让矿产开发权或出卖股份时,其能源和矿产资源部有权拒绝发放许可证。国家不仅可以优先购买矿产开发企业所转让的开发权或股份,还可以优先购买能对该企业直接或间接作出决策影响的企业所转让的开发权或股份。该规定对外国投资者进入和退出哈萨克斯坦矿业,尤其是收购哈萨克斯坦国内矿产企业构成了实质性障碍。哈萨克斯坦2005年修改的《矿产法》规定,企业在准备转让矿产开发权、直接收购或出卖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股份时,需要到哈能源和矿产资源部审批,而哈能源和矿产资源部在发放许可证时有权拒绝发放许可证,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我们都清楚记得,2005年,哈萨克斯坦国会在中石油收购在加拿大注册的哈PK石油公司前夕通过了一项新的法案,规定注册地不在哈萨克斯坦但资产在哈国境内的石油天然气公司在转让股份时,也必须获得哈政府的批准,该规定对外国投资者进入和退出哈矿业,尤其是收购哈国内矿产企业构成了实质性的投资壁垒。该规定迫使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将已经收购的哈PK石油公司股权转让给哈萨克斯坦国有石油公司,并同意与其在对等条件下联合管理PK公司奇姆肯特炼厂和成品油业务,事实上造成中石油经济利益明显损失。200611月,中国中信集团在收购加拿大内森斯能源在哈萨克斯坦的石油资产时,哈方以同样的理由要求中信集团暂停收购。哈萨克斯坦的上述做法严重损害了中国企业的投资利益。这种政府干预现象在中亚五国都不同程度存在着:乌国对外经贸管理的法令和法规绝大部分由乌国政府以政府决议或由总统以签署总统令的方式来颁布,由外经贸部负责贯彻执行,并通过关税、配额及许可证等手段进行对外经贸活动调控。吉国独立后政府更迭频繁,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缺乏连贯性、透明性和可预见性。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也不同程度存在着法律多变的风险。

(二)中亚国家市场经济转型尚不乐观

中亚五国独立后至今没有彻底走出“重重工,轻轻工”的原苏联经济模式,没有形成各国独立完整国民经济体系。近些年来各国政府做了一定努力,如哈国总统强调产品要有“哈国成分”,乌国总统提出产品要不断国有化,其他国家也不同程度开始重视发展国有产品。然而这种市场经济转型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做培育市场培育国民观念转变等等大量艰巨工作。加上这些年世界经济低迷不景气,在客观上延缓了中亚五国经济发展。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这些国家相当严重的贪污腐败和不正当竞争也阻碍了市场经济转型发展。正是这些现象制约了中亚国家加速市场经济转型,其发展前景的确尚不乐观。

(三)中亚各国大国沙文主义残余尚存

中亚五国所属原苏联超级大国中的加盟共和国,苏联霸权主义曾经横行一时。苏联解体25年来,其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思想残余阴魂未散,在中亚五国尚有一些市场,一些当地政府部门、企业和中国企业交往过程中缺乏平等互利不尊重中企利益。我们自80年代初起和中亚五国长期交往,直到今天对方仍有人还表露出这种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残余思想。 例如中国企业在中亚五国投资,这些国有关部门对中国企业有别于美欧等其他国,对中国企业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如同样是外国企业工厂生产环保违标,他们总是找各种理由重罚中企,而对其他国得过且过。中企和中亚五国合作中,这种现象常有发生。所以我国企业今后走出去与中亚五国合作过程中要以史为鉴,旗帜鲜明有理有据反对这种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残余思想,要求对方做到相互尊重、平等互利。

(四)中亚五国民族人文特点差异明显

中亚五国中,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土库曼族属于传统的游牧民族,乌兹别克族属于农业民族(历史上曾从事过畜牧业),塔吉克族属于半农业半牧业。前三个民族是游牧民族,牧民传统的特点是驰骋辽阔大草原,居高临下选择目标后奔向最佳草场。哈萨克族历史上形成三大玉兹关系,在其各个领地范围本玉兹话语权极大,在全国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大玉兹话语权最大;乌兹别克族属于农耕民族,农民传统的特点是勤劳耕耘自家3分地,渴盼着老天开恩风调雨顺,缺乏开拓性;塔吉克族传统特点介于游牧业农业两者之间。另外,吉尔吉斯族和塔吉克族还有别其他三族,他们多属于山民淳朴直率、易感情用事,吉国独立后曾两次动乱推翻合法总统,塔国一独立即爆发国内战争。这五个民族由于自身特点和历史演变原因既有一些中亚人共同特点,又有更多各自民族人文独特不同特点和习性,而且前文已述,这五个民族内部还有着历史上形成的错综复杂相互关系。过去中国企业和中亚交往合作中经常不了解、不理解甚至忽略了这些民族文特点差异明显,导致双方合作中往往事倍功半。知己重要知彼更为重要,今后中国企业走出去到中亚五国,建议务必高度重视中亚各国民族人文特点,并且有的放矢处理好这方面的工作。

二、中国方面

(一)政府层面

1、立法管理欠缺

作为“一带一路”4大王牌之一,中企开始全方位走进中亚投资经营合作。随着中企“走出去”规模迅速增大,逐渐反映出一个问题,即我国欠缺对外投资合作立法管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在遵循国际法和市场经济规律原则上,借鉴欧美国家经验,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经验,已经开始陆续出台鼓励中国企业在外投资合作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将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法律依据和法律保护。时下我国企业亟需完善企业国外投资的法律法规,简化投资审批手续,放松限制条件。可以在项目分类和企业分类的基础上,对国外投资申请进行分类管理。凡是符合对外投资产业选择方向、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中国企业投资项目,可列为鼓励类项目,实行登记制;凡是不符合对外投资产业选择方向、企业竞争力弱的跨国投资项目,可列为限制类项目,进行严格审查。另外,在外汇管制、对投资者的征税等方面都应该透明化、制度化。完善管理机制,树立服务意识。政府应该通过制定相应的法规、政策、措施从宏观上引导、协调、监督、管理、扶持中国企业在中亚投资合作。政府应该树立服务意识,为企业提供透明的制度环境。

2、激励措施不完善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各地政府对吸引外国投资的单位和个人都有激励措施和鼓励办法,很多地区政府公布有具体激励奖励资金数字。2009316,商务部正式发布了《境外投资管理办法》,这一办法进一步改革了境外投资管理体制,推进了境外投资便利化,基本起到了大力支持和推动我国企业加大海外投资的作用。这些措施办法在当时的确促进发展了外国投资合作规模和投资总额。这些年来,我国政府对中企“走出去”投资合作也有一些激励措施,如给予走出去企业提供相应配套补贴和一定奖励金额。随着中企走出去规模迅速增大已呈现出常态化,我国政府需要提高服务功能,实事求是制定出一套完整支持企业走出去投资合作的激励措施和奖励办法,并将这些措施办法常态化制度化。鼓励中小企业以其某方面的核心竞争能力,以最小的代价加入国际产业分工和协作网络,以提高跨国经营的国际竞争力,获得更多的先进技术,培养技术和管理人才。构建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集群组织。通过精细的专业化分工及紧密的协作,组织一张紧密的中小企业集群网,对外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团队,从而提高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整体抗风险能力。营造良好的经济社会运行机制,包括税收优惠政策、信贷优惠政策、建立境外投资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支持的辅助系统等。

(二)企业层面

1、中企“走出去”经验缺乏

中国历史上是传统封闭式自给自足农业国,中企缺乏走出国门的合作经验,对市场经济规则的把握尚不完全成熟。现在中企“走出去”应按中亚各国不同国情调整对其政策,避免过去的人云亦云、被动而行。多年来由于不熟悉中亚,很多中企都认为中亚是同一种国情,对各国的国情不甚了解。现在中国通过和中亚各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合作,基本掌握了各个国家不同的具体国情,但还远远不够,还需要不断了解完善。常发生一些由于中方准备不充分直接导致重要洽谈失败的事例。今后在中企“走出去”过程中,中方相关部门和企业应当引起高度重视。中国企业缺乏跨国经营人才,易感情用事一窝蜂形成中企间恶性竞争。要请做冷静调查和分析是提高投资安全性,确保投资回报率的必要措施,一定避免投资的片面和盲目。投资合作也是这样,要有详尽的调研,谨慎的决策,这样在我们投资合作的时候才能不断积累经验。中企“走出去”,我们需要大胆实践,谨慎操作,企业对发展要有清晰的战略定位,制定好各项战略措施,在走出去的实践中逐步积累经验。以下是几点具体建议:

1)要注意培育中企的国际竞争力。中企只有提高国际竞争力,才能更有效地开展中亚投资合作,才能在入世后所面对的激烈竞争中生存和发展。中企可以通过扩大实力与规模、保护自有知识产权、注重引进和培养人才、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处理好专业化与多元化的关系等手段培育和提高竞争力。

2)要注意充分利用和保护中企的无形资产。中企无形资产包括企业的形象与标志、产品的品牌与商标、技术专利、管理、营销技巧和商誉等。中企在中亚五国投资经营的过程中,要注重无形资产的输出和保护,要讲究自主知识产权。目前,华为、联想、中兴等大企业进行中亚投资时,无形资产已占到投资额的50%左右,而很多中企对无形资产还重视不够。

3)组建一批资产一体化的有竞争力的企业集团,实施大企业战略。中企实施“走出去”战略,就要搞一批企业集团,借助企业集团提高中企的国际竞争力,发展中国的跨国公司。在组建企业集团时,政府必须出面协助和推动,但不要搞“拉郎配”。目前,我国部分行业已初步完成或已开始组建企业集团,陆续“走出去”到中亚进行产能输出投资合作。

4)加快建立我国在中亚投资合作的现代企业制度。部分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造成在中亚的部分国有资产缺乏监管,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影响了“走出去”战略的效果,影响了在中亚投资的经济效益。因而,要尽快明晰国有企业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变管理体制落后的现状。

5)鼓励民营企业要积极投资中亚。中企“走出去”的主体应多元化,除国营大中型企业外,民营企业也应成为“走出去”的主体之一。“走出去”的主体的确定,不是根据企业所有制的性质,而是看企业是否具有比较竞争优势。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一些民营企业已经初具规模,已经具备了开展跨国经营和海外投资的条件。目前国内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如华为、联想、中兴通讯等,都已不同程度走向中亚市场。这些优秀企业在中亚已建立数家公司,并采取本土化经营战略,有效地提高了这些集团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6)中企在中亚五国还要处理好出口零部件和原材料与享受所在地的税收优惠以及原产地规则之间的关系。在带出去的国内零部件和原材料的数量与享用一些自由贸易区的优惠税收之间要搞好平衡,否则,零部件等带出去的太多了,就不能够算为当地产品,就不能够享受自由贸易区的内部税收政策。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近年开始要求产品“国有成分”,中国企业在向中亚五国出口时,如果使用进口零部件等超过一定数量,则不符合这些国家“国有成分”规则的要求。中企“走出去”要遵守这个游戏规则输出产能,不断帮助这些国家提高“国有成分”。

7)中企要认真学习和研究国际惯例与规则和中亚五国的有关法律政策。中企要“走出去”,不了解和把握不好国际惯例与规则是根本不行的,盲目地“走出去”,结果必然是失败。为此,我国企业在走出去之前,要认真地做好知识准备和相应的人才准备,要全面地熟悉和把握国际惯例以及中亚五国的法律政策。

2、对中亚具体法规了解掌握不够

中亚五国虽然由苏联解体而独立,过去都用一套苏联法律法规。解体后一方面每个国家都在与时俱进借鉴探索制定新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中亚五国都依据各自国情制定不同的法律法规,甚至出现两国就个别法律法规条款做出相反规定。我们在中亚五国调研实践中发现,一些中企在国外投资合作中法律法规意识淡薄,没有重视或者忽视了解掌握中亚法律法规,还有一些小企业为节约费用,没有聘请法律顾问。一经出现法律纠纷,这些企业便陷入被动,常常造成企业蒙受更大损失。中企过去在中亚五国投资合作中,因对中亚具体法规了解掌握不够付出了昂贵代价,这应该引起我们所有中企今后对此问题予以高度重视和足够警惕。

3、跨国经营人才缺乏

缺乏国际化经营人才是制约当前国企民企"走出去"的主要障碍之一。我国企业中不少经营者文化素质低,缺乏必要的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经营技能和管理理念。由于无力高薪聘请国际贸易的专门人才,这些企业面对全新的国际市场经营环境往往力不从心。部分企业用人制度的不合理有直接关系。如选派驻外人员不是出于业务需要,而是按人情关系;驻外人员轮换频繁,常常是刚能胜任工作就被调回国内,并造成了驻外人员的短期行为等。加快人才培养,重新人才整理。以造就一大批懂外语、懂经济商务知识的复合型企业领导人才和以具有国际贸易、金融、法律和财会专业知识的经营人才为重点,加快人才培养步伐,并从政策上鼓励涉外人才到中国驻外企业施展才能。具体几点建议如下:

1)人才是核心,培育世界一流企业,中企在国际经营过程中普遍面临国际化人才匮乏问题如:国际化高层领导型人才、国际化企业家型人才、国际化营销型人才、国际化经营型人才、国际化工程技术型人才、国际化技能型以及工长级人才。我们将坚持以人为本和德才兼备选人用人标准,努力拓宽选人视野,不断完善国际化人才管理体系和机制,打造包括培养体系、人才库建设、人才培养配置及多渠道引进国际化高端人才的市场化共享机制等在内的国际化人才队伍培养机制,不拘一格吸纳人才,培养人才,尽快缓解国际化发展的人力资源瓶颈。

2)目前中企仍不同程度存在国际经营管理能力偏低,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管理手段、专业能力与世界同类一流企业相比存在一定差距等问题,这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持之以恒地加以解决的突出问题。此外,目前国内建设管理体制存在的产业细分、业务领域细分、行业壁垒等等。国内和国际的规则与标准不接轨,例如大部分中国标准没有俄、英文版,国际社会对此知之甚少,认为中国标准伸缩性大,不够严格,与欧美和俄罗斯标准相比存在差异。在我国产能输出过程中,各类企业将不断加快推动中国相关产业国际化进程,创造条件输出中国技术、标准和模式,逐渐提高国际影响力和认知度。

3)部分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融资能力偏弱,资本能力不足,制约了国际业务的升级转型。我国企业将积极争取国家通过企业的政策性合并重组扩大规模、增加资本金注入、设立中亚产业基金、投资并购优惠贷款,以增强自身在中亚和国际生产要素配置中的竞争力。(信息来源:“一带一路”门户网作者: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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