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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走向中亚市场的风险防范措施——“一带一路”战略分析(三)
[字号: ] 2017-02-28  西部办 


一、风险防范的思路

(一)政府层面

1、培育有竞争优势的中企“走出去”

目前中企“走出去”战略取得了一定进展:2014年中国企业累计实现对外投资7350.9亿元人民币(折合1180.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几乎涉及国民经济的所有行业。2015年,中企累计实现对外投资折合1180.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我国企业对相关49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总计148.2亿美元,同比增长18.2%,占总额的12.6%。据有关方面估算,未来十年我国对外投资预计将达到1.25万亿美元至2万亿美元。

中企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涉及采矿业、建筑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航空运输业等主要产业,中国企业对中亚五国此类产业的直接投资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定的分布结构特征。一是中国对中亚五国采矿业的直接投资仍是最重要的。中石油、中石化等中国资源类企业在中亚五国都有投资项目,中国对吉、塔、乌的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也有许多重要的投资。伴随着这些采矿业投资项目的发展,中企也正在对与之相配套的地质勘探业、开采设备出口和技术咨询等产业开展大量的投资。二是在建筑业,中国的一些工程建设类企业承接了大量的重要工程项目。鉴于中亚五国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工程承包类企业在中亚五国的投资前景和发展空间是比较广阔的。三是在制造业,以华为、联想、中兴等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已经在中亚五国的通讯设备制造和通讯服务市场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对中国其他类型制造业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模式借鉴。四是在批发和零售业,中企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是设立代表处,从事对中亚国家的进出口业务。这类贸易类企业的产品,依托国内较强的生产能力和低价格优势,在中亚五国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五是在金融业,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已经在部分中亚国家设立了分行或办事处,主要从事针对中国与中亚国家相关的政府合作项目或企业投资项目的贷款和汇兑服务,未来的业务发展需要更加系统化和多样化。六是在航空运输业,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已在中亚各国设立了办事处等。

实施中企"走出去"战略对于我国产能输出,调整产业结构,获取先进技术,突破贸易壁垒等具有重要意义。中企应根据中亚五国的风险与成本状况、国内外市场的供求状况、产业发展状况、企业自身的国际竞争力状况等综合因素,选择各种适合自己的"走出去"模式。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无论实力或是经验,我国企业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都有较大的差距,在“走出去”过程中,当然离不开政府的扶持,也离不开行业协会等中介机构的支持配合。对于中企"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和将要遇到的各种国际、国内障碍,需要政府、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企业各方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相互配合,共同克服。只有这样,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中企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不断发展壮大并实现成为世界级跨国公司的梦想,才能从理论走向现实。为此,具体建议如下:

1)国家层面明确“走出去”工作的统筹协调机构。在各部门管理协调方面,应建立一个高度权威的综合协调管理机构,来对我国走出去企业发展进行宏观管理和统一规划。具体可由国家发改委或更高一级的部门牵头相关部委办组建,该机构主要负责制定中亚投资发展战略,统一领导、管理、协调全国各部门、各行业和各企业的中亚并购投资活动,研究制定有关中亚等沿线国投资并购的法律规范和政策,总结我国中亚等沿线国投资和跨国经营的经验和问题等。

2)完善金融支持体系,加强对企业中亚投资的金融信贷支持。要制定专门的投资金融政策,鼓励各种金融机构参与其中,提供各种服务。我国银行要加大对跨国投资并购企业的资金支持。商业银行可以在银监会关于并购贷款风险指引的原则下,发放海外并购贷款,鼓励更多有条件的企业加入到“走出去”的行列中;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可进一步加大对中国企业境外并购的贷款支持力度。

3)把对中亚投资与国家产业振兴计划及地方区域经济产业升级结合起来,将扩大中亚投资与发展我国西部和新疆经济同步进行。政府应当引导中企“走出去”将并购重点放在产业振兴计划中涉及到的行业上,从而使企业的跨国投资并购行为符合国家产业发展的战略性安排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相关部门应当引导企业将并购发达国家实体企业与地方的“产业升级”结合起来,推动并购国外企业,引导产业升级。

4)加强对中企“走出去”的风险保障机制,积极应对中亚投资风险。在中亚投资并购交易过程中,企业可能遭遇各种政治风险和市场风险。当前世界金融走势低迷下,许多国外厂商机构濒临破产倒闭,而与之合作的中国企业就面临着违约损失的风险。中亚五国投资环境不稳定,会面临更多不确定性风险,这就需要建立一种保护机制,来加以抵御和化解。目前我国执行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的机构是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直到2003年才推出来的针对企业海外投资的保险品种,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完善。

5)加强我国与被投资国政府的交流,通过外交和公共关系等渠道推动企业“走出去”。中国政府应当加强和被投资国政府的交往和沟通,认真协调解决中亚方面存在问题,为中企“走出去”创造良好的并购环境。我国政府应当充分利用与贸易伙伴国的外交关系来签订与促进中亚五国投资并购相关的协议,帮助中国企业获得与投资目标国企业同等的待遇,减轻企业境外收入税收负担,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在中亚投资的阻力。

6)完善中企在中亚五国投资并购的税收政策,构建合理有效的税收体系。政府可以为中企“走出去”制定专项税收减免政策,允许企业利用在中亚五国已上缴的纳税金来冲抵国内所得税金额,加大对企业境外收入所得的倾斜力度,通过亏损退税、关税优惠等方式降低企业的税收。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或地区的税收优惠期限一般在510年之间,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优惠力度可以更大一些。还可以通过间接优惠措施,如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延期纳税、海外亏损提留等方式让企业获益。

7)加快建立和完善中亚等沿线国投资并购的中介服务体系,为中企“走出去”做好智囊与参谋。目前我国企业在中亚五国投资并购多依赖于收费高昂的国外中介服务机构,这大大增加了企业投资并购成本。我国应大力发展为中亚等沿线国投资并购服务的中介机构组织。应积极培育金融、法律、会计、咨询等市场中介组织,为中国企业的中亚等沿线国投资并购提供规范的中介服务,为我国企业的中亚五国投资并购提供全方位的帮助。

2、提供信息服务

中企“走出去”到中亚,离不开政府部门的全力支持。首先从机构设置上看,中国目前还没有一个权威性的综合协调管理机构来进行中亚等沿线国投资并购的宏观协调和统一规划。企业走出去投资需要向县、市、省等相关机构进行一级级的报批,最后还要经商务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联合核准,耗时耗力,往往是没等批文下来,就已失去了投资并购的最佳机会,在中亚投资方面我们有着很多败走麦城的教训。应该参考发达国家鼓励和促进海外投资的经验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建立促进企业“走出去”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政府的公共服务主要应放在以下三个方面:

1)信息咨询服务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败攸关因此各国都极为重视。政府特别是外经贸部门要主动收集中亚五国的经济发展信息如政策法律环境、经济收入水平、产业投资信息和优惠政策、市场需求和文化背景等这些信息对于那些想“走出去”又苦于对国际市场缺乏了解的企业来说犹如及时雨。要为企业提供咨询、培训邀请企业参加国家大型商务洽谈活动。

2)通过外交渠道为中企“走出去”搭建平台。政府应利用国家领导人高层互访和多边、双边会晤推动我国企业境外投资和承揽境外工程项目利用多边、双边经贸联系机制和磋商机制落实和推动有关项目并纳入政府合作框架;同时要积极发挥各行业组织的作用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完善社会中介服务支持国内行业商会和中亚五国和沿线国中资企业商会建立行业自律机制协调企业境外行为避免在中亚五国盲目投资、无序竞争。

3)加强对中亚五国投资并购的信息服务,提供国际商业和投资情报。如定期提供国情报告,帮助企业获取境外国家的宏观经济信息、市场信息;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各种专业论坛或交流,帮助企业与当地政府、企业或中介机构建立联系。更好地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服务,2004年商务部已通过政府网站,为企业搭建了境外投资信息服务平台。

4、完善保险体制

过去中企“走出去”在中亚投资过程中,保险体制工作做得相对薄弱,从现在起到中亚的企业要不断完善做好保险体制。具体建议是:

1)要加强政府的宏观指导和协调制定“走出去”总体市场发展战略做好投资项目规划编制“走出去”发展的重点区域、重点产业、重点产品具体的指导目录制定指导性投资政策帮助中企作好境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等。

2)要加强对中企“走出去”的监管建立数据库和监测管理平台完善对外经济合作统计、对外投资联合年检和对外投资综合绩效评价等制度及时了解和掌握我国对外投资和境外企业经营的业务状况在做好服务的同时加强监管主要是建立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对外投资企业逃税的机制要求海外企业必须向政府部门公开和披露法定信息便于政府监管对外投资的宏观情况这也是完善对外投资统计制度真实反映对外投资状况的基础工作。

3)要加强外汇监管建立用户资料库科学管理外汇的使用和回收做到既方便企业用汇又有利于国家外汇储备增加。特别要加强对重点企业的监管在目前情况下应将对外投资超过10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项目列为重点监控对象。同时建立相应的法律、经济和行政处罚措施确保境外投资者服从我国有关部门的监管从而实现我国对外投资的总体目标和利益。对中国来说,保险机构应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开展海外投资,重点支持能源开发、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的投资。

4)引入商业保险机构,形成竞争机制。在中亚五国投资保险业务方面,其他国际商业保险机构已经涉足这个潜力巨大的市场,一场激烈的竞争不可避免,但也会成为促进中国海外投资保险业务发展的良好契机。随着相关制度的完善,可以适当放松限制,引入竞争机制来提升市场效率。

5)提高中企“走出去”的风险管理意识,积极开展风险教育和培训工作。现阶段到中亚五国投资的主体仍然是大型国有企业,但是很多国企缺乏现代企业治理观念,如果投资失败出现巨额损失,还会有政府来兜底的侥幸心理普遍存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对中亚五国投资保险的需求。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加快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实现政企分离,自负盈亏,自主经营,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进行企业经营与管理。

6)完善中国和中亚各国双边投资保证机制,切实保护中企利益。虽然目前中国已与130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但是这些协定大多数还是以东道国的身份订立,以吸引外资流入为目的,协议内容并未涉及海外投资保险,无法起到保护本国企业利益的作用。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和中亚五国建立完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条款,适应中国企业走向中亚及世界的大趋势。

7)建立在中亚投资保险的基本法规范相关行为。为了保证投资保险的健康有序发展,必须尽快出台中亚投资保险的专门法,不仅可以为现行的单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提供法律支持,更为将来的双边投资保证机制打下基础。法律制订过程中需要既结合中国国情,又与中亚五国现行的国际条约相适应。另外,还需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保险纠纷的处理解决方式,这样才能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才可能避免索赔受阻的事件发生。

(二)企业层面

1、前期论证中企“走出去”行为和建立风险管理模型

风险管理是对生产、生活中的风险进行识别、估测、评价,优化组合各种风险管理技术、对风险实施有效的控制、妥善处理风险,以期最小的成本达到最大的安全保障。强化企业风险意识,中企计划“走出去”前应对中亚五国的政治经济等风险进行认真评估。当今世界很多国家尤其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均对国外投资者的投资产业有一定的引导性或限制性的规定。中企在“走出去”之前,务必要聘请当地律师或较有知名度的国际律师集团对相关法律或政策进行审慎调查。我国企业在到国外投资之前,应充分了解该国法律规定的投资审批程序和公司设立程序,以提高工作效率。

充分了解中亚合作伙伴及其实际控制人,这是中企在中亚投资经营合作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我国企业在国外投资时应充分对合作伙伴进行深入调查和了解,不仅是了解目标公司与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其董事的情况),还要详细研究目标公司的公司章程与实际控制人的公司章程,供决策时参考。充分考虑拟投资国对劳工问题及环境保护问题的相关规定,劳工问题始终是其经济生活中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之一。中亚五国尤其是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都对违反当地劳动法的行为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加大对劳工的保护以及对违反劳工法律的惩罚。建议中企在“走出去”时要谨记:在中亚五国投资经营,均要熟知和牢记当地的劳工法。与劳工问题一样,环境保护问题也常常被我国企业所忽视,但却是容易导致投资失败的重要因素。违反中亚国家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定,不仅可能意味着巨额罚款,甚至可能导致企业严重违法而被责令关闭。例如中石油等中企在哈萨克斯坦投资合作中曾因环保问题曾被哈国环保部门多次巨额罚款。聘请中国律师和外国当地律师进行密切作,在外国律师为中国企业提供法律服务的同时,中国律师的法律服务方面亦非常要。

2、中期调整风险预警和风险防范对策

建立和完善境外风险预警制度,有效防范风险。我国企业应重点监测中亚五国热点地区的安全形势,及时发布境外安全风险预警,如遇中亚哪国安全风险,应暂缓赴此国开展经贸活动,在此国中企人员可先行回国,保障人身安全。

中企“走出去”应建立风险内控机制,强化安全风险管理。中企内控机制包括五要素:

1)通过制定内部控制管理办法,对基础的内部控制环境进行梳理,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议事规则,明确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在决策、执行、监督等方面的职责权限,形成科学有效的职责分工和制衡机制。

2)公司首先要对风险进行识别,不仅要识别内部风险,还要识别与控制目标相关的各类外部风险。

3)控制活动是指企业根据风险应对策略,采用相应的控制措施,将风险控制在可承受度之内,是实施内部控制的具体方式。企业应当根据内部控制目标,结合风险应对策略,综合运用控制措施,对各种业务和事项实施有效控制。

4)信息与沟通是企业及时准确地收集、传递与内部控制相关的信息,确保信息在企业内部、企业与外部之间进行有效沟通,是实施内部控制的重要条件。

5)内部监督是企业对内部控制建立与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评价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对于发现的内部控制缺陷,及时加以改进,是实施内部控制的重要保证。

中企在中亚投资合作过程中要进行安全风险评估,建立安全管理制度,包括对派出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制定外派人员的行为守则等,实行“安全一票否决制”。对已在中亚五国的中企,要求它们为外派人员购买人身安全意外伤害保险、境外工作、生活区域应配备必要的安全保护设施,雇用有防护能力的当地保安等等。

3、后期实施风险控制和减免损失的对策

投资经营发生一旦风险,中企要采取积极而适当的补救程序。以中亚五国国家政策多变与法律风险为例,面临此类投资风险,中企应当及时采取以下补救措施来减少损失。

1)在中亚五国新政策公布以后,如果发现所公布的政策有可协商的余地,我国企业就要积极与所在国政府进行沟通,在交流中阐明由此可能对双方造成的危害。要将情况尽早通报给我国的有关部门,政府和企业联手与所在国政府进行外交途径的谈判必不可少,效果也会更好。

2)如果风险发生后的谈判没有取得理想的结果,中企就应想办法争取国内外有关方面的支持。如果我国企业错误的估计了双方的力量对比和所在国的决心,就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3)当和外方谈判最终破裂,中企就应果断地将争端诉诸于所在国法院或国际法庭,以期获得赔偿。一般是先向所在国的法院起诉,因为它的判决在所在国具有良好可执行的法律效力;另一个选择就是向国际仲裁法院起诉,目前可受理国际投资纠纷的仲裁机构有巴黎的国际商会仲裁院、瑞典斯德哥尔摩高等仲裁院、华盛顿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等。

二、风险防范的措施

(一)国家宏观层面措施

1、政策与法律风险是指因中亚所在国变更政策、法律而给外国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的可能性。政策风险主要包括重大外国投资政策的调整、政府禁令、政府违约、税收政策的调整、国有化政策(保括征用、征收、没收、报复性充公)。政治风险是与所在国主权有关的不确定因素相关,在中亚五国发生的可能性较大,因为这些国家易产生政局不稳、政权更迭等情况。政治风险产生的根源十分复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政策不稳定性、民族主义、社会不稳定、武装冲突、区域联盟等。为此,要学习掌握好习近平主席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做好睦邻关系,在国家层面要组织相关部委与国外全面沟通协调做好政策通这项既是基础又是保障的工作,支持引导中企安全“走出去”到中亚,抓好政策通的纲举才可达到经济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的“目张”,才可做好中企走出去到中亚投资经营合作工作。

2、中企应以市场经济为引领,按市场规律和国际惯例在国家层面组织做好各国市场调查研究,切忌使用指令性计划经济瞎指挥,中企“走出去”一定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反对在中国和中亚五国存在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要培育有竞争优势的企业走出去,为其提供信息服务,完善相应的保险体制。

3、在国家层面组织相关部门系统翻译介绍欧亚联盟各主要国政治经济等方面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使中国企业西进欧亚联盟能知己知彼、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过去,我国企业了解对方国情法律法规不多,加上限于人力财力问题无法系统翻译各种法律文件,因不知或少知他方的原因致使不少中企在“走出去”时以失败告终。

4、在国家层面指导优化并提高中企和中亚五国经贸合作水平,要不断深化推进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为装备制造、高科技产品等产能行业走出国门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将大大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加快转型升级,更好地造福于我国和中亚五国的人民。

5、在国家现有金融体系基础上完善刚设立的400亿美元丝路基金和刚成立亚投行的金融管理运行工作,推动金融服务业。对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和外资金融机构全面开放,完善人民币跨境结算的相关政策,进一步完善证券、保险市场及金融衍生品等多层次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

6、我国要顺应世界市场经济金融规律和惯例,要充分利用中企“走出去”到中亚投资经营合作带来的经济发展良机,尽快改变目前我国主要以EPC方式参加中亚五国工程承包项目的特殊、死板模式,要容许发包方用不动产等多种方式作抵押,弥补完善单一的主权担保或银行担保的担保方式。这项改革势在必行,这样才能改变长期以来因此模式造成很多中企失去本应拿到项目的现状。

7、发生项目价值风险,往往基于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因:我国企业因急于扩张规模而“饥难择食”、企业及其所聘顾问专业水平不足、情势变更、被欺诈、违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国内审核程序等。只有克服了项目价值风险,才能和所在国合作方互惠互利,最后建成利益命运合作共同体。

(二)中企微观层面措施

1、中企“走出去”到中亚五国投资经营合作,首先最关键一条就是找好国外合作伙伴,多年实践证明,这是中企“走出去”最根本的核心原则,找对伙伴合作则兴,找错伙伴则败。另外,还要了解熟悉所到国法律与国情民情,要遵守中国和所在国的法律法规,要严格按市场规律和国际惯例去进行中外合作,以市场经济为引领,经营运作中避免在所到国按国内习惯行事,不能犯领导一拍脑门便签约的简单错误。

2、中企“走出去”到中亚投资经营合作,要改变以往不讲或少讲生态环保而单纯追求最大利益的做法,要保护好当地的青山绿水,要尊重当地民俗传统,塑造中国新时代的文明形象,做以邻为善为伴的新丝路文明合作伙伴。

3、中企要精心培养所需的中外专业人员,积极培训当地居民提高生产技能和生产管理水平。拥有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拥有人才企业才能兴旺发达,企业不精心培养优待人才造成人才流失,最终会导致或平庸或倒闭的后果。

4、中企“走出去”的实践表明,因合同权利义务条款界定模糊极易导致我国企业产生巨大风险。中企到中亚投资经营合作,应要求自己和外方严格执行合同并从履约细节上防微杜渐,如不拘小节、不讲法律和道德原则将可能积重难返,到头来酿成苦果自食,这类经验教训过去常有发生,今后应引以为戒。

5、中企在“走出去” 实践中,存在文化差异风险。中外不仅有语言文字上的区别,在待人接物、处理事情上更是深深烙有各具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文化的差异往往在不经意间即招致纠纷和损失。中企走出去到中亚投资经营合作,将会释放出大智慧大能量,这将推动文明融合、文化创新和各民族和谐,可以促使各国不同民族文化主体相互磨合,包容开放,实现各国各民族文化交融和互通,从民间角度促进和平的国际环境,这也将有利于我们双边或多边国家安全统一和反恐怖反宗教极端斗争的顺利进行。

6、中企“走出去”,要高度重视规避企业内部运营管理风险。对民营企业而言,主要是决策易粗糙草率的情形;对国有企业而言,主要是决策程序、考核激励、监督是否健全适当、到位的情形。由于上述情形存在,往往使得中企缺乏风险防范制度设计,或制度设计不科学、不严密。企业内部运营管理风险是一种具有极大不确定性的客观存在,即使采取了投资前的预防性策略和投资中的分散风险等策略,也不可能完全杜绝风险。以所在国政策与法律风险为例,一旦面临此类投资风险,中企应当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来减少损失。

7、中企“走出去”的社会责任:尊重保护中外全体职工的合法权益,以捐资等方式积极参与当地社区的建设和发展,不断进行科技创新与进步,保护当地环境、节约能源,优化当地的产业结构,促进行业互惠互利健康发展,繁荣当地的经济与文化。

8、中企“走出去”应该着眼于长远,克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才能形成良好的合作氛围和发展底蕴,才能把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政治优势、毗邻优势、经济互补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优势,我们必须以史为鉴总结经验,最大限度降低风险规避风险,努力建成“一带一路”与中亚五国新的松散型区域性经济命运利益共同体。

综上所述,在推进“一带一路”走入中亚五国的大潮中,中企将稳健推进“一带一路”走进中亚五国,以经济发展为引领,互利共赢创造丝路新文明。中企在中亚五国投资经营合作应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国际惯例,恪守市场规律,并以其为杠杆促进中国中亚五国之间互通有无共同发展,从而逐步形成中国和中亚五国新的松散型区域经济命运利益共同体。构建该利益共同体是建设中企“走出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它将把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优势、地缘毗邻优势、经济互补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优势、持续增长优势。中企应该避免重利轻义的实用倾向,从而形成良好的合作氛围和发展底蕴。以史为鉴,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和教训,才能降低并有效规避中亚投资经营合作风险。中企“走出去”这有助于中国和中亚五国在今后实现新的松散型区域经济命运利益共同体的发展目标。(信息来源:“一带一路”门户网作者: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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